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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淮：资本账户开放是一项制度改革，而非货币政策，我们要把它作为目标，有步骤地往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国际金融形势发生一些变化，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和越南经济问题，只是一时的现象，并不能因此改变我们的这个长期目标。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不应该完全根据国际环境的一时变化而相机决择，主要还是取决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发展到了怎样的状况。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过程，要看我们已经具备了哪些条件，可以放松哪些子账户管制的问题，所以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应该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 另外，我们需要考虑，现在中国资本管制的效率到底怎么？我们付出的成本到底有多大？经济决策是成本和收益比较的结果，如果管制非常有效，在国际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维持管制；但如果管制的效率非常低，行政成本很高，那就值得检讨了。现在当局对于热钱流入的管制是非常严厉的，但效果如何呢？如果用“外汇储备增量－－FDI－贸易差额”这种衡量热钱的方法计算(这种估计方法是有缺陷的)，我国今年3月份热钱流入规模为123.6亿美元，而4月份则高达501.8亿美元，这说明资本管制是非常低效率的。 我们所说的资本账户开放，只是取消基于行政审批的管制方法，并不是对它不进行管理，任何国家对资本的流入和流出都是进行管理的，我们基于经济和价格的杠杆而非行政审批进行管理，比如可以采取托宾税的办法，对流入的资本征税，资本在国内呆的时间越长，收的税就越低，短期流出的话，就征很高的税，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这样，就对资本有了激励，不会那么快地流进流出。管理和管制是两个概念，我觉得国内的讨论把二者混淆了。 《21世纪》：越南出现问题之后，中国的资本流动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资本是更多地流入还是流出？ 解学成：从4月和5月份的宏观数据看，流入中国的外资在扩大。4月份单月外汇储备增加了74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很多资金是从越南和其它新兴市场转移到中国的。中国的外汇占款越来越重，央行被动性地收缩流动性。 降低国内流动性压力的主要手段是创造条件让资金走出去，资金的使用主体最好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例如民营企业。这需要有相对长期的安排，在外汇管理政策等方面，支持企业走出去，通过这些企业的对外投资来舒缓国内流动性压力。 李稻葵：未来几个月或半年之内，至少是奥运前后，我们需要关注资本流动会否发生大规模逆转。这次的情况和1998年不同，那一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350亿，通过资本账户跑了250亿。外汇局今年的管理能力比1998年是强了还是弱了？我看是弱了，因为资本流动的开放是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太担心外资企业和投行，因为他们不太敢搞私下交易，我最担心是中资企业，他们过去在境外借美元投资到国内，现在会反过来运作，在境内借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往外跑，这种风险一定要控制住。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是否调整？ 《21世纪》：越南金融动荡发生之后，全球通胀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是否要因此而调整？未来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防胀还是防滞？ 魏加宁：对于宏观经济走势，现在国内有不同的声音。有的人担心“滞”，有的人担心“胀”，也有的人担心“滞胀”。但是对于滞胀形成的机理，人们的理解并不一样，而且在如何防范滞胀的问题上，办法正好相反。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型，反正控制不了，不如干脆就保增长、保就业。但19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原因恰恰是老想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解决失业问题。因此我认为，近期恐怕还是应当将防通胀放在首位，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滞胀发生。 上个月的物价涨幅好像下来一点，但如果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是物价干预的成果，我担心将来还是会反弹。更何况，我们现在的资源价格是扭曲的，理顺资源价格也会成为物价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理顺资源价格时，一定要严格控制货币供给。 （阅读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