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收藏 >字画 >
(3)依据作者的款题、印章辨别真伪 作者的名款、题跋和印章是辨别书画真伪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来说，书法较绘画更难作伪，许多赝品常会在款题上露出马脚，因此不少鉴定家常通过看款来辨画，以此作为辨伪的捷径。看款题与看书法作品一样，也主要依据其风格特征来辨识。此外，对一些臆造的伪作则可运用上述的考证方法来辨识。例如，在时间、年龄、地点、官职、家世、交友及重大事件等方面，作者本人一般不会出错，但后世作伪者却容易出错。有一传为金农所作的《万玉图》轴，题识中称此作是送给汪士慎欣赏的，末题“七十六叟金农”，但事实上，金农76岁时汪已死去多年，金与汪同居 扬州，是来往密切的好友，怎么可能在汪死后仍寄画求赏呢？款题的格式也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个人习惯，因此还可据此鉴别。如上款中称“某某仁兄雅属”是清道光以来的风气，它不可能出现在清初及以前的作品中。作者落款，董其昌晚年有书不署“玄宰”，画不署“其昌”的习惯；朱耷中年为僧时署僧名，稍晚署“驴屋”、“人屋”等别号，60岁后才署“八大山人”，时间界限颇分明。至于添款、改款等，还可依据纸绢的伤痕、墨色的新旧、墨迹的沉浮等来辨识。 印章是取信于人的凭证，一般来说，书画家在用印章表示确属自己的作品时，态度是郑重的。历史上有不少书画家在很长的时间中，甚至一生中，都用比较固定的数方印。而从印章本身讲，也较绘画更难作伪，在照相制版术发明以前，要通过翻刻的方法将印章伪造得丝毫不差是极其困难的，即便是用照相制版的办法，仔细辨认也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破绽。可见，依据印章的真伪来判断作品的真伪是有相当可信度的。因此，旧时的鉴定家，尤其是晚清的收藏家曾将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如庞元济就非常重视印章，主张逐件画、逐方印地进行核对。鉴别印章除可用核对的方法外，还可依据其时代特征。如印文，唐、宋、元人喜用小篆，明清则多取秦汉玺印文字；印形，一般是方、长方、圆、椭圆、葫芦等形，宋、明时还偶有钟形和鼎形；印质，唐、宋、元多为铜、牙、玉等，元末明初以来始用石章；印色，唐、五代多用蜜印或水印，北宋出现了油印，至南宋，油印渐多于水印，元代以后全用油印。倘有一幅元人字画，却用了皖派刀法的石印，那就大成问题了。 当然款题、印章也有其局限性。如有些书画家用印既多且乱，根本无法核对。有些书画家死后，别人将他留下的印章盖到伪作上去，还有一些书画家出于各种原因，在他人代作或仿制的作品上题上自己的名款，加盖自己的印章。此外，还有人用移款、拼接、利用真款的余纸作假画等等手法作伪。于是便出现了款印真而画假的情况。因此，我们既不能全信款印，也不能不信款印，而应该将款印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依据，与书画本身结合起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4)依据他人题识和鉴藏印辨别真伪 他人题识是指作者的同时人或后人在作品本幅或作品前后所题的诗文题跋、标题、引首、观款等。其内容包括对作品的评论、说明作者或作品内容、鉴定真伪和年代、阐述创作过程和收藏关系、记载观赏的时间等等。此类题识对辨别书画真伪也有一定作用，因此旧时古玩业习称之为“帮手”。当然题识本身也有真伪问题，辨识题识的方法与辨识书法作品和作者款题基本相同。如果题识是真的，那就应该先验看一下是否有移款、拼接等情况，在排除了题真而画假的赝品后便可根据题识者的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了。同时人的题识常是鉴定的重要依据。如北宋李公麟的《五马图》无款印，但本幅和尾纸上都有黄庭坚的题字，黄精于鉴赏，又与李为好友，因此可确认此图是李公鳞真迹。至于后人题识的价值，则应视其鉴别水平的高低和态度是否严肃负责而定。有些眼力很高，态度严肃的书画家、鉴赏家，如文徵明等，所作的评论和鉴定就有较高的可信度。大体而言，前代之人，去古较近，所见肯定较今人为多，因此他们的论述虽不可尽信，但总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至少可以证明，作品是在题识以前所创作的。如果题识是假的，那么在排除了少数以假题配真迹的情况后，大体可确定，书画作品本身也是伪作的。过去的作伪者在伪造书画后，常伪造名人题识作“假帮手”，故应注意这种情况。 鉴藏印指历代鉴赏家、收藏家在他们观赏或收藏过的书画作品上所铃的印章。旧时，人们在使用鉴藏印时态度一般是严肃的，因此我们也可将其作为辨别真伪的一种依据。鉴藏印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内府的收藏印，如唐有“贞观”印；五代南唐有“集贤院御书印”、“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北宋徽宗时有“御书”、“宣和”、“政和”、“大观”、“内府图书之印”等，南宋有“希世藏”、“绍兴”、“睿思东阁”、“内府书印”、“内府图书”、“机暇清赏”、“机暇清玩之印”等，金章宗有“秘府”、“明昌”、“明昌宝玩”、“御府宝绘”、“内殿珍玩”等七玺，元文宗有“天历之宝”、“天历”、“奎章”、“都省图书之印”、“奎章阁宝”等，元顺帝有“宣文阁图书印”，明洪武时有“典礼纪察司印”，清乾隆时有“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宜子孙”、“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等。一类是私人鉴藏印，如北宋苏舜钦有“佩六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许国后裔”、“墨豪”、“武乡之记”等，南宋贾似道有“魏国公”、“悦生”、“秋堑图书”等，元鲁国大长公主有“皇姊图书”、“皇姊珍玩”等，郭天锡有“天锡”、“金城郭氏”、“快雪斋”等，赵孟頫有“赵子昂氏”、“松雪斋”等，此外，鲜于枢、乔篑成、王芝、柯九思及明清时的华夏、文微明、项元汴、王世贞、梁清标、安歧、孙承泽、曹溶等著名鉴藏家都有不少鉴藏印。一般来说，有内府和历代著名鉴藏家印记的大多是精品。其中有几位鉴藏家如梁清标、安歧等，眼力特别高，经他们盖过印的作品，多为真迹。而且，鉴藏印还标识着作品的流传经过，一件迭经收藏，流传有绪的作品与一件不知来龙去脉，未经名家鉴藏的作品相比，前者的可信度肯定要高得多。当然，鉴藏印也常有伪作的，尤其是一些著名的收藏家，如项元汴，其“天籁阁”、“携李”等印，已不知被人翻刻伪造过多少次了。与题识一样，除拆配、移换、后添等特殊情况外，一件作品上如果皆为伪印，那么它本身也真不了。鉴别鉴藏印的方法与鉴别作者印章大体相同。由于鉴藏印所铃位置多有一定规范，而作伪者常因无知而铃错，这无疑又为我们的辨伪工作提供了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上述可见，他人题识和鉴藏印可用作辨伪的依据，但也有其局限性，出现在作者款题和印章上的问题，同样可出现在题识和鉴藏印上，因此我们只能将其作为一种较重要的辅助手段来运用。 (5)依据纸、绢等书画材料辨别真伪 书法和绘画的主要材料是纸和绢，而纸绢的使用又与其制作工艺的发展和书画家的个人爱好有关，这就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因此辨纸绢也是书画辨伪下．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纸的情况比较复杂。就其质料而言，隋、唐、五代大都用麻纸，北宋以后渐少使用，元以后，用者更绝无仅有了。以树皮所制的纸，约出现于隋、唐时，自北宋始，书法作品中大量使用，此后日益盛行。以竹料制纸约始于北宋，宋以后也颇流行。纸的尺寸，晋时多直高25厘米左右，唐、五代渐高至29厘米左右，至宋代更有高至30厘米至45厘米之间的，同时还显著加长，如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卷，一纸竞长达lo米多。汉、晋之纸多呈织纹而无帘纹，改用竹帘纸模后始出现帘纹，帘纹有竹条纹和丝线纹两种，竹条纹的粗细各代有别，大抵唐以前较粗，宋代则较细。明代以来又常见一种“罗纹纸”。纸初制成时为“生纸”，加工后成为“熟纸”。东晋、隋、唐、宋、元书画用纸大都是经过捶、浆的半熟纸，也有只捶不浆，或捶后填粉的。明清以来，又有刷以云母、矾水的极熟笺纸。生纸始用于元明问，明正德、嘉靖以后，因泼墨大写意画兴起，遂逐渐流行起来，至清末，书画家已无不竞用生纸了。书画家个人也有不同的爱好和习惯，如北宋米芾喜用一种黄色的纸，明代沈周、文徵明常用一种白棉纸，清代刘塘、梁同书等多用蜡笺纸。 绢的质料和织造方式历代变化不大，唯门幅的变化较明显，如宋初至宣和间大都不超过60厘米，宣和以后渐宽，有至80厘米以上的，至南宋中期更有一米以上的。明末已有经研光的绢，清咸丰、同治以来，人们常用以书画。 此外，绫也曾被用作书画材料。如唐、宋的诰敕有用花书写的。北宋黄庭坚的《华严疏》和元虞集的《诛蚊赋》也用花绫书写。素绫在明代中期被用于书画卷轴中，明末更广泛流行，清康熙中期以后渐少见，晚清又一度流行。 从纸、绢、绫的应用情况来看，历代书法作品用纸多于用绢、绫；绘画作品，元代以前大都用绢，也偶用熟和半熟的纸，元代开始，用纸逐渐多于用绢。 依据纸绢新旧来辨别书画真伪的方法过去运用得颇为广泛，但实际上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古代纸绢有留存至后世的，作伪者可以利用它来制造假书画，所以仅凭纸绢下判断是要上当的。尽管如此，明了纸绢的发展过程还是很重要的，后人虽能用前代纸绢，但前人却绝不可能用后世的纸绢，这样至少可以辨别出那些用后代纸绢伪造的前人书画。而且利用古纸绢作伪也有破绽可寻，一般来说，旧纸绢较难吃墨，新作墨迹常浮而不沉，而真旧作的墨和色，则多渗透得很深。 当然，作伪者即使使用新纸绢也多将其做旧，因此辨伪者必须会分辨做旧和原旧。习用的做旧方法主要有，以脏水或赭石、藤黄等颜料染，以油烟薰等。据赵汝珍《古玩指南》记载，旧时多做成鼠灰、麦黄二色，前者是用旧糊墙纸加碱水与伪作同煮，然后晒干，后者是用红糖水调藤黄染成，然后抹以香灰。然而，染旧者有时能见水渍的痕迹，即使染得匀净，也因无自然老化形成的“包浆”而显得暗而无光。薰旧者更显其烟气焦黄之色，与有光亮“包浆”的原旧者迥别。可见，从气色上可看出做旧与原旧的差别。应注意的是，有些真的旧书画，因重裱时冲洗太过，失去了旧包浆，显得气色如新，故辨别时必须仔细察看才不会出错。 (6)依据幅式和装潢辨别真伪 书画作品的幅式和装潢也有其时代特征。 书画的幅式主要有卷、轴、屏条、册页、团扇、折扇、对联等。“卷”起源甚早，是一种横长的，放在桌上边卷边看的样式，故也称“横看”或“行看子”。其本幅可长可短，也可以许多短幅联成一卷。五代、北宋的画卷常高至45厘米至50厘米，南宋时矮卷渐多于高卷，其高度大多不到30厘米。“轴”约于北宋时开始流行，为一种直幅的用以悬挂的样式。宋、元、明初以画轴居多，明中叶以后书轴才逐渐增多。“屏条”出现于明末清初，乾隆以后尤盛，为一种成组的狭长直幅，每组或四幅、或六幅、或八幅，甚至有十幅以上的，也偶有二幅的。小幅书画一般称为“页”，裱成对折硬片，加上封面，称为“册”或“册页”。据记载，唐、五代时已有这种样式。明清时的成本册页多是先装裱后作书画。“团扇”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北宋末至元有此类作品，南宋时尤多。明代至清道光问几乎绝迹，而咸丰至光绪间又曾一度流行。“折扇”宋时已有，明清时颇流行。“对联”出现于明末，清乾隆以后开始流行，皆为书法，但清代也有少数“画对”出现。了解幅式的发展和变化对辨伪很有用处，如果一副对联上署有宋元人的名款，那么不用看也能断定为伪作。 装潢有时也可作为辨伪的有力佐证。用于装裱的绫、锦，各代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而装裱的式样也多有出入，如果出现明显的反常情况，就应提出疑问了。 (7)依据文献记载辨别真伪 在鉴别书画的过程中，有关书画家和书画作品的文献记载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有时甚至是一种很重要的依据。与书画关系最密切的历代文献大体有书画著录书、书画家传记、书画家本人及其好友的诗文集、记述书画的笔记和杂录等。 书画著录可分三类。一类为内府收藏著录，如宋《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清《石渠宝笈》等。一类为私家收藏著录，如安岐的《墨缘汇观》、庞元济的《虚斋名画录》等。一类为经手或过目的著录，如郁逢庆的《书画题跋记》、吴其贞的《书画记》、顾复的《平生壮观》等。书中的记录涉及书画作品的题材、内容、名称、表现形式、质地、尺寸、装潢、作者及其款印、后人的各类题识和鉴藏印，以及流传经过和拆改、变动的情况等，有些还有评论和鉴定意见。这些记载对我们辨别真伪是十分有用的，因而在鉴定某一件书画作品前，应该先通过这些著录，尽可能弄清楚与该件作品有关的一切情况，以此与实物作对比，常能帮助我们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从另一方面说，由于古代名家，尤其是大名家的作品大都经过前人鉴藏和著录，如果突然出现一件号称汉晋唐宋名家的作品(出土文物除外)，而各类著录中又全未记载，那十之八九是伪作。 书画家传记及诗文集、笔记等往往保留了许多有关书画家生卒年月、生平事迹、艺术成就、亲友交往、作品创作和流传等的珍贵资料，而这正是我们考证的重要根据。如传世的北宋王冼《梦游瀛山图》卷(安岐藏本)，款识自称作于“宣和甲辰”(1124年)，而查阅王冼的有关传记，考出王卒于1124年以前，从而可断定图中的款识是他人所添的伪款。而明代沈德符的《野获编》更记载了朱实曾伪作王维《江山霁雪图》的事实。此外，对一些罕有作品流传的书画家，我们难以通过比较来鉴别，也只能利用记载来验证其艺术风格和笔墨特征。 要了解历代书画著作及其大致内容和重要版本，可查阅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此书虽仍有一些遗漏，但较重要的著作都已收录在内了。当然，文献记载因各种原因而有不少错讹，这是我们在运用时应该加以注意的。 (8)辨伪方法的综合运用 在上述各种辨伪方法中，依据书画作品本身的艺术形式和具体内容是主要的，其余则是次要的。但是，针对某一具体作品，辨伪者在明确这种主次关系的前提下，还要善于掌握各种方法，并能灵活地运用。古书画的情况是复杂的，作伪者的手法又是无奇不有的，因此只有运用各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加以验证，然后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鉴别一件作品应首先看其时代的和个人的风格特征及其具体内容，其次看作者的款题和印章，然后再依次验证后人的各种题识、鉴藏印及纸绢、幅式、装潢、文献记载等。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如鉴别某一书画家仅存的作品时，因无法通过比较其他作品来确认其个人风格，就应当从时代风格、文献记载等方面着手，再辅之以其他手段。鉴别某件无作者款印的作品时，如果本幅上有当时人的题跋，它就成为相当重要的依据。 一般来说，凡是真迹，无论从哪方面验证都不应该出现悖谬矛盾的现象。一件作品如果本身的艺术风格和具体内容都没有问题，那么款题、印章及其他旁证也不应是伪劣乖谬的。如果一件作品粗看之下很好，而款印却有作伪的迹象，那就应警觉是作伪者手法高明，在笔墨技巧等方面仿造得十分逼真而蒙骗我们，于是要对作品再作进一步的精细察看。在提高了警觉的看下，再巧妙伪作也总会露出一些马脚的。如果对作品本身可以确认无疑了，那么就应找出款印不好的原因，如是否后人无知乱添款印，画蛇添足了。在出现错字，器用形制不合，该避讳而未避及后人题跋、鉴藏印伪劣等问题时，也应采用上述方法反复验看，然后再考虑是否会是作者的偶然失误或后人移配伪跋等情况。总之，在辨伪的过程中，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也不能因为某些局部的次要的问题而轻易否定作品本身，而应仔细地对各个方面加以综合性的验证；最后再回到作品本身作出一个合理的判断。 3、正确评价书画作品 书画作品的评价问题本不属辨伪的范畴，但实际上对每一个喜爱书画的人来说，不管是鉴赏还是购求、收藏，正确地评价一件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常比简单地辨别真伪更为重要。因此，评价与辨伪是不能分开的。 古代书画作品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些早期的临仿之作并非存心作伪，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复制和流传，后因原作已佚，这些临摹本便成为了解和研究原作者艺术风格和成就的重要依据，从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如唐代人所摹的王羲之书法和顾恺之绘画即是典型的例子。此类作品常被前人等同于真迹，我们当然也不能将其视为伪作。即使是真正的伪作，也因情况各不相同而有所区别。有些作品本身是真迹，或因无款印，或因作者年代较晚或名气较小，而被作伪者加添或改成前代的、大名家的款印后便变成了伪作。如明代晚期曾有人将明初戴进的作品改成南宋马远、夏圭的作品，我们当然应该辨别出这是伪马远和伪夏圭，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真戴进作品本身的价值。又如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元时人所画的《九歌图》，款识作“李伯时(公麟)为苏子由作”，而实际上这是题跋的首二行，作伪者将后面的题跋割去，以题充款，使人误以为是李公麟的作品，我们在识破作伪伎俩的同时却不能忽视此图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还有一些书画作品确实出于某名家手笔，但无款印，后人为了使之明确而添加了伪款印，甚至有些无知者在宋画上加上元人名款，那就更不能视为伪作了。有些凭空臆造的仿作，本身年代较早，艺术水准也较高，那就应实事求是地看待其本身的价值。还有一些以假画配真题的作品，如以假宋人画配上了真元明人的题跋，那么不管绘画本身如何，在今天看来这些元明人的题跋仍有其一定的价值。至于代笔书画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有不少代笔者的书画技艺实在被代者之上，因此就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了，如元管道升的书札有些是由其丈夫赵孟頫捉刀的，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假管道升而否定了真赵孟頫。反过来说，有些作品确实是某书画家的真迹，但由于各种原因，如出于早年手笔，技艺未臻成熟，或笔墨纸绢不符等，艺术水准并不高。由此可见，传世书画的真、伪、优、劣是互相交织的，因而不能以简单地分清真伪了事。过去的古玩业中也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即真伪虽须分辨，但也不可过于拘泥，因为真的不一定优，伪的不一定劣。在书画买卖中，人们也常根据作品的艺术优劣而不是真伪决定舍取，真而优的为上选，伪而优的也可取，艺术水准低下的虽真不取，而最不可取的是既伪又劣的作品。就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说，当然不能完全依照过去古玩业的标准决定取舍，但首先应剔除艺术水准低劣的伪作则是一致的，对待真迹，艺术水准高的固然最好，但即使差些也还是应重视其文物价值，至于艺术水准较高的伪作，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总之，对任何书画作品，都应在辨清真伪的前提下，确定其真正的制作年代乃至作者，然后对其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作出一个正确的评价，而这一评价正是我们鉴赏和购求收藏的标准。 最后附带谈一下书画买卖的价格问题。据过去古玩业的定价标准看，在一般情况下，前代的高于后代的，大名家高于小名家，有款印的高于无款印的。在同等情况下，书画作品的题材、内容、质地、幅式、保存状况、题跋藏印等，都对定价有所影响。以绘画与书法比，作画较作书烦难，故高于书。以题材内容论，书法中楷书高于行书，行书高于草书；绘画中山水高于人物，其下为花鸟竹石，最下为走兽虫鱼。以质地论，纸本宜于久藏故高于绢本，绫本最下。以幅式论，立幅高于横幅，其中尤以高四尺宽二尺的为最优，太大或太小的价格就低下。横幅五尺以内称“横披”，五尺以外称“手卷”，手卷以长达一丈为合格，越长价格越高。册页以八开为足数，越多越好。屏条至少为四条，至多为十六条。册页与屏条不能足数者称为“失群”，价格就低了。以保存状况论，纸绢完整不破，面上清洁白净、精神完足，对光照视，背后没有贴衬的为上品；表面完整而背后多有贴衬，但原神不失的为中品；纸绢破碎零落，片片凑成，背后满缀贴衬，面上又以墨色补描，或有污损受潮等情况的，为下品。以题跋藏印论，题字越多越好，当时习称一行题字为“一炷香”，因而名人题跋及鉴藏印等都能抬高作品的价格。赵汝珍《古玩指南》记载民国时期的书画行情，宋代以前大名家的作品，每件最低的价格也在万元以上，如果是保存完整的精妙之作，则五万十万也是常事。元代作品价格低于宋代，但黄公望、吴镇、倪攒、王蒙四家的作品，也至少要价至三千、五千，甚至万元。明代的作品一般为三五千元。清初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吴历、恽寿平等人的作品一般为一二千元。当然，旧时古玩业的定价已完全不适用于今天，但有些基本原则和标准或许还有一些参考价值。 (文章来源：个人理财网 http://www.grlcw.com) （阅读次数：）
